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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本科教学专辑(9):《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的视角探讨
2019-07-22 12:05  

 

 

 

《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的视角探讨  

 

财政税务系    崔潮  

 

摘要:《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从史料归纳出理论,还是以理论裁剪史料,与教学安排及教学效果有密切关系。从史料归纳理论受到史料有限的约束,以理论裁剪史料也会跟不上理论发展而感到窘迫。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选择不同的《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视角。培养财经岗位专业人才,宜于采用以最新的财政理论指导下解读史料的方法,丰富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培养财经历史研究人才,宜于从史料搜集鉴别入手,提高学生的财经史学研究水平。由于《中国财政史》开设的主要需求来自财经专业本科生,因而该课程教学的视角应以最新的财政理论为支撑,与史料相互印证,提高其运用理论和史实辨析现实财经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视角  

 

在《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财政理论与财政史料的关系是绕不开的话题。理论先行还是史料先行,对于教学安排甚至教学效果有重大影响。以下从两者的利弊入手,结合人才培养需求,探讨《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应以什么样的视角安排教学过程,以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理论先行还是史料先行?  

《中国财政史》课程,一般是作为财税类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也作为其他财经类专业的选修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持财政理论视角还是持史学理论视角,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持史学理论视角的教师,会将教学侧重点放在对史实的掌握与剖析中,重视对学生考据能力和史料挖掘能力的培养。持财政理论视角的教师,则把教学侧重点放在财政史对现实的借鉴价值上,重视对学生财政理论水平和现实鉴别力的提升。不同视角下,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编排、细节的把握,往往出现较大差异。  

史料先行的财政史,其叙述方式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研究过去的、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财政实践,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在这里所有的财政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财政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史学家在对财政史现象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使用到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在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他们笔下的历史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取决于史学家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  

理论先行的财政史的叙述方式是演绎的、逻辑的,运用的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是“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1]。财政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验证理论。所关注的对象,不仅限于经济现象,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史学家看来,他们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的场地,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使历史当成了当代史,降为财政学的附庸。  

在《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史料与理论虽有侧重,事实上却难以区分。“当我们从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2]财政史的研究对象,如预算制度、财政收入制度均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财政史进行解释,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存在不同。  

财政史属于实践范畴,是“源”;财政理论属于理论范畴,是“流”。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角度,财政史是财政理论的基础,财政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从史料中归纳理论。财政理论是财政史及财政现实中经验的总结,财政史料的梳理需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在《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理论先行还是史料先行,似乎是一个“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但具体到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却是可以明确侧重点的。  

二、《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开设《中国财政史》课程的高校,一是综合性大学,一是财经类院校。学习该课程的主要是财经专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其次是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对于财经类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目标绝大部分是走向财经行业,从事具体岗位业务,这决定了《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不是从财政史料的学习研究中发现和归纳财政理论,而是通过熟悉财政史料加深对财政理论的理解,对学过的财政理论加以验证,提高运用财政理论辨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只有少部分财经类专业学生或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可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宜于通过《中国财政史》课程的学习,丰富财政史料知识,提高考据及挖掘史料归纳财政理论的能力。对于总量较少的学习《中国财政史》课程的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大部分持接触了解一下财政问题的想法,对课程的理论性和史料的趣味性有更高要求。  

鉴于学习《中国财政史》课程的主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毕业去向大部分将走向财经行业岗位,但目前课程教学中持“史料先行”视角是主要倾向,教学中难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偏重于财政史料的罗列,课程知识的学习呈现碎片化状态,学习效果存在“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对财政现象的历史联系或制度变迁过程分析较少。二是过于注重《中国财政史》课程本身的整体性,考试注重对历史现象的掌握情况,其次才关注财政史的现实借鉴意义,联系现实较少,对学生加深对财政现实的理解帮助不大。三是《中国财政史》课程也隐含着理论指导下对史料的归纳,但这种财政理论往往是“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未能吸纳“公共财政论”以及国家治理财政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对“国家分配论”的局限性认识不足。  

当前的中国财政史教材中,在国家分配论指导下裁剪史料,实行断代编纂连缀成书的方式居多。这种中国财政史教材构建了财政史的大框架,严格按照国家分配论的主张,立足“阶级斗争国家理论+物质再生产理论”编辑财政制度,从财政本质入手阐释财政历史现象,课程线索比较清晰。但从大历史角度看,在近几百年的工商业文明阶段,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了突飞猛进,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十分巨大。从当前的绝大部分中国财政史教材中,对于工商业文明相关的财政制度设计及变迁的内容却非常有限,解读力更显得严重不足。  

作为国家分配论基础的阶级斗争国家理论,在解读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时期的国家现象有很强说服力,但其将社会结构过于简单化的后果,使其难以阐释社会结构多元的和平时期的财政现象。阶级斗争国家理论还简单地假定生产资料所有者与政权控制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体性,忽视两者间存在矛盾有时候甚至十分激烈对财政活动具有严重影响的事实。尤其是对于我国长期农业专制帝国来说,“官民矛盾”在很多时候可能更甚于“阶级矛盾”,地主和工商业资本在财富创造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被长期压抑。作为国家分配论另一基础的物质产品再生产理论,则低估了劳务服务对于财政运行的重要性,在劳务服务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近现代更凸现其局限性。  

对于少部分可能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学生而言,由于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于财经专业,其知识基础缺乏历史学方法论的积累,对史料考据能力的培养缺乏支撑。在通过掌握丰富的史料归纳财政理论方面,又存在作为财政理论基础的政治学知识基础缺乏的问题,接触史料也严重不足。在《中国财政史》课程的编排中,其理论架构在解释中国历史现象时存在局限,影响了学生学习中思路的拓展。如用“封建社会财政”解释我国秦代至清代的财政史阐释力不足,简单地先概述政治经济状况,再分述财政收支及管理,关于政治经济与财政收支联系的分析不够深入,量化分析尤其不足,导致财政制度变迁分析缺乏数量基础。  

大部分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尝试选修《中国财政史》课程,大多持丰富知识面、对财政问题开卷有益的想法。由于这类学生对财政理论和财政史料均较少接触,教学中需要兼顾理论性和史料的趣味性。但现有的课程开设对这类学生的需求关注较少,对财政理论在课程中的穿插讲解兼顾不多,对不同时期史料的选择过于重视篇幅上的均匀,趣味性挖掘不够,财政变迁的系统性解释不足,从而使该课程对这部分学生的吸引力不强。  

三、关于《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视角的建议  

《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中采取哪一种视角,决定于受众的学习需求,或者说决定于人才培养的目标。但对于《中国财政史》课程最重要的受众,也就是将来不从事史学研究的财经类大学生来说,《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宜于采取理论优先的视角,且应将财政基础理论的最新发展运用到对财政史现象的阐释中。  

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中国财政史》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学习财政史加深对财政理论的理解,对财政理论进行验证性再学习,着重点是提高运用财政理论辨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因而,对于大部分财经类专业学生的《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不仅应该提高财政理论的逻辑性,更需加强理论的阐释能力。教师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主流财政学理论,更需将财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到对财政史的解读之中。如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国家观丰富国家分配论的政治视角,引入公共产品论将“国家分配论”向“交换”视角拓展,在《中国财政史》教学中都是有益的尝试。  

国家分配论作为我国传统主流财政学理论,成为诸多《中国财政史》教材编辑的理论基础。其对财政本质的解释具有历史穿透力,但其对“暴力工具”国家观和“再生产循环”分配观存在一定局限。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暴力潜能论”能够综合“暴力工具”国家观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论点,解读财政史现象更有说服力,有利于弥补“暴力工具”论国家观将政治关系简单化的倾向。将公共产品论引入财政史的阐释中,有利于弥补“再生产循环”分配观过于强调统治阶级对物质产品的分配,增加了财政活动中的“交换”元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财政过程视角丰富了财政理论。国家治理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渐进走向善治的过程,财政活动和财政制度的历史演化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从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组织《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需要我国财政史放在全球化过程中认识,从社会结构中分析政治力量的演化与博弈过程,在中外比较中辨析我国财政历史的现实意义。  

对于少部分可能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学生而言,《中国财政史》课程教学需要提供更多接触财政史料的机会,增加对财经史料挖掘方法论的训练,同时需要加强从史料归纳概括理论能力的培养。如介绍现代化的检索、搜寻、整理信息的方法,采取计量手段对财政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等。  

对于选修《中国财政史》课程的非财经类专业学生,需要结合时代热点,兼顾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挖掘财政史中的趣味因素,更多采用财政史的纵向比较法和中外对比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打通与其他学科专业的连接通道,对财政史和财政理论进行更大范围的普及和宣传。  

结束语:  

从长期来看,一切理论都是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财政史依赖于财政理论的重构,但在知识增进的过程中,财政理论是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财政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财政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财政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财政史教学中必须靠史料说话,史料无疑是基础,但史料需要财政理论作为线索进行归纳。中国财政史教学中实行史料优先的视角,还是理论优先的视角,以哪一种财政理论去贯穿史料,从根本上决定于人才培养目标或学生的需求。教学中需要不断丰富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而要将不管看起来多么精美的财政理论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  

 



[1]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Michel Zouboulakis2005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Noah’s Ide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 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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